“大力士”萧乾
李城外
“文革”时期的向阳湖，众多文化人的集体下放，感受却有时因人而异。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萧乾，便经历了不同常人的体验。
让我们打开萧乾的“家史”，且不说反右时他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单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先是夫妻分别被戴上“牛鬼蛇神”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揪斗，被抄家。以后萧乾被关进“牛棚”，与家人隔离；妻子被骂作“臭妖婆”，勒令“不许为大右派、大洋奴政客萧乾辩护”；岳母万佩兰被逼自缢。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他感到“死确实比活着美丽多了”。“哀莫大于心死”，1966年9月4日，萧乾终于给妻子写下遗书：“洁若：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我先走一步，孩子们只好都托你了。”尽管这次“畏罪自杀”被侥幸救活，他依然是度日如年，挨一天算一天，一直到三年后下放到向阳湖。
当时他们夫妇属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分配在十四连。咸宁民风纯朴，老乡们具有朴实、勤劳的传统美德。对他们这些不会种田的所谓“臭知识分子”，都非常热情，并没有歧视、欺生。在向阳湖，虽然前途未卜，但比较之下，能和家人团聚，毕竟多了一份亲情和温暖，而且不至于经常挨斗了。萧乾那时虽已六旬，却有着强壮的外表，他也真不要命地干。在十四连，班排长派活时，总把他当壮劳力使用，于是有了“大力士”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兄弟连。萧乾曾和老社长冯雪峰一道抬石头筑桥，还在丘陵地带拉过车。有时白天累一天，夜里需要一批劳力到湖边，去卸刚运来的砖，也总把他派去。一天下工后，文洁若到他屋去，对他说：“你量力而为吧。这么豁出命去拼，早晚会累垮的。你应该像我这样细水长流地干。” 不料这话给他同屋的另一位“五七”战士听见，向连部作了汇报。当晚在评比会上，文洁若挨了批评，说她不但自己没有使足力气，还给丈夫出馊主意，劝他磨洋工。一年多以后，中办在江西的干校率先喊出“四自给”的口号，即粮油肉菜全部自给，上海郊区的干校开始试行取消工资的办法，甚至还传出要靠提高产量来偿还建立干校时的投资。咸宁干校自然不甘落后，提出“大雨大干，小雨小干”的口号，出工前还要“天天读”，下工后要评比，甚至冬闲也要下去挖池塘。每晨上工前，必排队，然后边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边走向围湖造的水田，还要一遍遍地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而最脏最重的活，落在“牛棚”里受过审查的人们身上。最倒楣的还是像萧乾这样外表看来却还蛮硬朗的“五七”战士。只要在假日或工余时间有苦差事，也总少不了让他干。后来因为体力实在吃不消，萧乾便给排长写了封信： “我从８岁起就织地毯、送羊奶、当书店伙计，什么苦都吃过，绝不把体力劳动视为畏途，但而今我毕竟已年过花甲，总不能老把我当作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来使用。”
打这以后，情况有所好转。１９７２年“双抢”时，萧乾的身体却终于垮了下来。连队医务室要他到温泉城去照心电图。去医院那天，妻子还得照常出工，不能请假来陪他。只能由儿子萧桐搀着走上十里路到咸宁县城，再搭上开往温泉的公共汽车。经确诊，萧乾患的是冠心病。回来时，萧乾浑身瑟瑟发抖。儿子把自己身上唯一的衬衫脱下来，给爸爸披上。妻子翘首候到午夜，父子二人才趔趔趄趄地回来。文洁若向老乡买了甲鱼、香油、鸡蛋等等，在自制的煤油炉上做些“小灶”，为丈夫补充营养。从此，萧乾在妻子的“庇护”下，参加劳动再也不敢逞强，他的“大力士”名声才渐渐被人淡忘了！
作者李城外与萧乾夫妇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