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玉之思——《颤抖的灵魂》创作小记
邹荻帆
一、“文革”中的一段经历
“文革”一开始，我并不怀疑其正确性。这是因为多年养成的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照指示办事。直到自己被揪被斗，还觉得“矫枉必须过正”是运动的规律，想着等到运动后期，自己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纠正，因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躺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怎么会是“当权派”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呢?这显然是“过正”了，我口服而心不服。接着来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怎能说一辈子工作、生活中就没有缺点呢?被逼着无限上纲，缺点上升为错误，又上升为罪行，也就不敢外于“牛鬼蛇神之列”。
直到在一个单位所有的各级领导人都成了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而原来的“造反派”青年又大部分成了“5·16”反革命分子，我才深思起来。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单位，只剩下极少数马列主义革命家、极少数革命分子，不能不让人在漫长的受“审查”的年月中深思。为自己的莫须有罪名，戴帽难以望天，以及罪累妻孥，疚心万分。而且，这偌大国家、信大党的车轮将开向何方?令人忧虑。
长夜漫漫，心如熬煎。一直到下五七干校，反正觉得此生已身不由己，只好听任命运摆布。但也积习难改，总不忘记下一些自身在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感，想着也许有朝一日还可能写点什么。至于写什么、怎么写，那时却还未及考虑，更未敢说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种种怀疑、忧虑则是有的。
在那个时期，我们挨批挨斗，写不完的检讨，交待不完的“罪行”，也参加不少“陪斗”。到了下干校时，我们一些人已被视为“死老虎”，不必天天写“检讨”了，也较少写来外调的材料了，斗争“5・16”的会也“旁听”受教育(还未找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因既非以群众名义参加斗争会，也不是陪斗，更不是列席)。当然，重体力劳动是少不了的。偷空时，便间三间五写点日记。日记上也未敢“透明度”过大，因为“革命群众”随时可能要求交去“审查”，只能做些客观的记述，而不切入“主体意识”。在干校，有一些流行口号，如:“迎着苦字上，踏着苦字行，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苦中作乐”。我大约是于苦痛之中，熟视而若冷眼旁观地琐记一些材料，但未能解忧，只作为麻木地机械性反应。且不说我记那些“斗批会”只是作纯客观记载，就是对那儿的劳动和日常生活，也只记事而不记情。在干校，我参加过种大田、收割麦子、种菜园、拉架子车、脱坯、烧窑、造房子、养猪……我并不是一个多面手，但我记过“菜园日记”、“烧窑纪事”等等。以“菜园日记”为例，就记下了白菜、菠菜、胡萝卜的播种日期，多少天出了苗，锄草间苗的情况，以及施化肥、灌水、打药的次数、数量，和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如老乡半夜偷了白菜，白菜埋的化肥过多而烧枯了叶子，胡萝卜种得过密，地又不好，没长出过像样的胡萝卜……就烧窑说，也都记下每烧一窑砖得多少筐煤，一个窑能装多少砖坯，烧窑分小火、大火、下火三个阶段，大体每一阶段得多少时间，连各阶段窑壁的火候、颜色都作了记载。包括那时烧窑人的伙食是怎么样，我都没有落下。
就一般生活说，如我写了罗博全在初秋之夜和明明、骆小萧观察天上的星斗。实际上，在多少个苦恼之夜，一人万般无奈时，在村子广场上望着星空那奥妙莫测的景象以消忧，或于星空之下徘徊悄吟。
有个假日，我确实看到一个女同志晒她的鸭绒被，一只麻雀从屋瓦上绕着“之”字层层而下，叼去被上的一朵小鸭绒而迅速飞去，送到它的里去。我不知那位女同志看到这些会想起什么，反正触发了我的私情，想起自己的才三四岁的孩子。我记下了这一印象。这就是这部小说中骆小萧晒鸭绒被而怀想她的孩子的由来。
乃至当时干校迁到明港近郊一所军营里，明港小饭店一碟炒肉丝的价钱，老乡去卖香油、西瓜的价钱，都记了下来。明港的老乡把我们称做“5·16”部队，因部队都称番号，老乡们看军营到处都贴着批“5·16＂的大字报。我所以记下这一切，因为我觉得记忆力是不可靠的。若干年后，这些记下来的事物，还能够触发自己当时的一些感想。而且，既然写的是一段历史的往事，不再现那时的环境、细节，就会使作品流于空洞、概念化。
二、关于创作《抖的灵魂》
从“四人帮”被粉碎之日起，我就萌发了要写“文革”这段历史悲剧。但“怎么写?”仍然在脑子里盘旋。我是个写诗的，首先我否定了用诗的形式来写这些。诗以抒情为主，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各种人物的心灵世界，事件的曲折交错，用诗是无法表达的。我决定采用小说的体裁。
但从何着手?思想脉络如何?仍然感到困难。只要是写“文革”，必然要多方面触及决策人、方针、政策……坦白说，我思想并未解放，我着笔时必然感到无法处理。其次，是否写“全景式”甚或“文献式”的长篇小说呢?我考虑了好久，我觉得以我的水平和具体条件，不能胜任。我没有可能去查阅那些高级文件档案，“文革”每一阶段的来龙去脉无法搞清。而且即使搞清了，是否宜于公之于众，也是问题。更重要的是小说终究要写人物性格心理与命运，我不可能揣摸那些与我并未接近的人物的心理状况，一涉及具体的大人物的心理动态，更不宜于用揣摸的笔调。诚然，我知道这样“全景式”的小说对青年人、对后代更有认识价值，更有社会教育的效益。有些大手笔的作家是可能胜任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国思想大解放，我的思想也得到一定程度解放，继续考虑如何写“文革”这段历程。
我这么想，并不是要写“十年文革史”。那是历史家的任务，他们要写全过程，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另外，我很浅薄，知识、理论水平都很差。一个优秀的作家也应该是思想家，从这个尺度说，我还只是一个学徒。
我还是鼓起勇气，觉得我作为经历了这样一场历史悲剧的人应该写出自己的感受。特别是想到那些和自己命运一样的知识分子，心里就不能平静下来。用巴金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来说:我控诉!
在“我控诉”的引导，以及我的经验与水平的可能条件下，我考虑了《颤抖的灵魂》这本小说的蓝图：
1、“文革”这段历史，已经有同志们著述成书，而且还一定会有历史学家继续补充、丰富，并总结其经验教训，我现在用小说来写它(而且肯定会有不少作家会继续写它)，如果能够，就给这段历史绘几张插图，还应该说只是插图草稿，而且并不成熟。我的愿望就是如此。
2、这插图草稿，正如前所说的，我限于各种条件，不可能绘出“全景连环图”。从何处着手呢?如果我从“文革”开始写起，篇幅更长了，而且那时我处于“隔离”状况，除了低头挨斗、隔离写检查与交待“问题”外，“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一些活动、背景，我体会不深。群众组织之间多次裂变，其细节我事后虽经了解，但由于缺乏感性认识，动笔维艰。而且“文革”初期的“打砸抢”，已经有同志写过了。我选择了从下五七干校开始，到“林彪事件”结束。不待说，这阶段因到干校与各方面人物接触多了些，从另一种意义来说，五七干校又是“三大斗争”集中表现的“威武雄壮的舞台”。“三大斗争”就是：阶级斗争，清查“5·16”，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生产斗争，就是各种体力劳动活，以至连拖拉机都不使用，而用人力拉犁；至于科学实验，那就有盖房子、烧窑的各种“土科学”……不论是主动或被动，反正都处于这斗争的漩涡中，因而情况比较熟悉。以“林彪事件”作为结束，这是因为这场历史悲剧发展到“林彪事件”暴露，实在引起各方面人物大震动。“最最最高举红旗的”，人们都曾高呼“永远健康”的，却变成了“最最最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野心家”，实在不能不让人思考这是什么样的“文化大革命”。
3、一部长篇小说，我总以为要写出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要写出这些就得依靠细节的真实性。细节的真实不可能是凭海阔天空、云里雾里的臆想，而需要从生活中汲取，那就离不开生活。不少经典作家都说过:故事可以编写，细节不能捏造。有时候在一部小说中，往往让人无法忘记的人物，正是与人物有关的某一细节。《红楼梦》中有很多人物，作者着笔很多。林黛玉葬花的细节，让人无法遗忘。焦大着笔不多，但醉酒后那几句骂人的话，也显出他的性格。乃至拢翠庵品茶，妙玉因人不同而对待茶具的几种态度，衬托出她的洁癖和春心。我国有一句老话:画鬼容易画人难。你不打算写人物或淡画人物，“鬼”可以随心所欲，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因为谁也没见过鬼，以读者为可欺。而“画人”则难，脱离不了社会生活，“人”是大家都见到的。不论你采取任何表现手段，写实或象征，总要写出“人”来给人看。
在下干校前后，自己偷偷以日记的方式，记下了当时各种活动的客观情况，而不带任何评论。有的则是“奉命”写的劳动日记，如记载菜园班每天的“菜园日记”。有些细节是当时的记录，有些也是自己在另一生活历程中的所见、所感。但小说终究是小说，有人索影对照，认为这是谁那是谁，确是没有必要的。
三、不足之处
我是有心要写出“文革”这段历史悲剧的，我也知道我的生活局限与认识水平，因而只是写麻雀般大的单位的人。当然从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的苦难来说，如果写得好，也能具有历史意义。从这方面来看，正如有些 朋友所指出的，存在着不足之处。这不足之处，主要是尽管在微观上解剖了一些人的内心世界，但从宏观的联系上尚嫌不足。这个不足，不是说没写一些“文革”的惊人的巨大“轰轰烈烈的场面”和“鲜血淋滴的武斗”，而是这些人物从宏观的联系上(不论是受迫害的、受欺骗的和投机向上的)，在各种剧变中，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还嫌写得不够。这样，对那样特殊时代的一些人物的刻划，还没能更深刻地体现今天的思考高度。我之所以写成那样，有我的顾虑。倒不是为怕涉及某些“禁区”而承担风险。
主要的是因为我还是就当时的一些具体人物来写，不想主观提高那些人物的认识水平；只写到徬徨为止，而没有灵魂的呐喊。怕因提高了那些人物的认识(包括更高度的徬徨，以及其中反面人物的惊惶、甚至感到受欺骗捉弄)，而使人物陷进一些“理念”中。现在看来，这顾虑是不全面的。
四、关于写“文革”的文学作品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时间达10年之久，所造成的损失与影响，远非10年过去就烟消云散。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中有这一段历史，它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各方所造成的灾害，乃至对全世界所发生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该来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对今日与后世都有重大意义。
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文学方面写这段历史，才是开始。当然，作家们应该大写特写我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面的文学作品。但是写我们历史的错误，前车之鉴，可以使人们大彻大悟。那么，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对人们进行科学与民主的教育也是重要的。这些年来，写青年人在“文革”中受害的文学作品，有《血色黄昏》，写青年人受蒙蔽而搞武斗的文学作品有《后浪》。我这部不成熟的作品算是写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文学作品吧。但这确实只能算是“抛砖引玉”。
(原载《中国出版》1989年第6期)
邹荻帆：《颤抖的灵魂》，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