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我由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贬至江苏省文联。数月后“文化大革命”起，不待省文联的群众揪斗，中国作协即已派人来将我“押解”回京，时为9月11日。从这天开始，整整七个年头，我被半幽禁在“牛棚”之中，每逢夜深人静时，便偷偷地写下最简单的日记，以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数年来从未中断过。1973年我终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就在那段隐姓埋名的日子里，我又翻出了这些曾经冒着危险而写下来的日记，且珍惜地将它们一一整理成篇，共得十余册。 去年大女儿陈虹翻找书橱，发现了这摞年久发黄的日记本，如获至宝。她摘录出自赴京之日起至1972年春初次回南京探亲为止的这一部分内容，题为《牛棚日记》，建议发表。她坚持说，应该让后人看看中国的作家们在“文革”之中的悲惨遭遇，更何况它几乎可以视作为一部中国作家协会的“文革简史”，是不可多得的史料。然而杂志社却因稿件拥挤，尚不知何时才能与读者见面。我老矣，已是风烛残年，为此不能不预先写下这简短的前言，作为说明，以备日记发表之日刊于篇首。
《牛棚日记》创作于“文革”中，是陈白尘被错划为“黑帮”以后，每天冒着危险偷偷记录下来的，从1966年9月10日到1972年2月29日，他记录了这个疯狂年代里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烘托出了陈白尘“文革”时的心境和他对那个疯狂年代的反思。
《牛棚日记》虽写于“文革”受批斗之时，但通篇很难找到一个含冤受屈之人的痛诉与牢骚；其时的文学深受“文革”思维的影响，文坛充斥着固定化的“样板”式创作和阶级斗争的二元思维，但《牛棚日记》却迥异于这个时代的主流文风，其中鲜少见到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而是流溢出了浓浓的智者情怀：当面对押送他回京之人彻夜的监视时，陈白尘“埋头便睡，极酣”；当作为“黑帮”分子与其他“黑帮”一起登台示众时，他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述了他们这帮“黑帮”“大将”、“干将”之流可怜可笑的形象；当面对许多人的子女写大字报批判父母，与父母划清界限这样令人心痛之事时，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但所担心却是“孩子们了解真情后，又将作何感想？又产生什么后果？”……身处逆境之中，他所担忧者并非这逆境本身，而是对世人、对后代的心灵扭曲……
生活固然是创作的源泉，但这生活又必得经过作家心灵的过滤。因而，有人说过，文学研究是要研究作家的心灵世界，文学史也即是作家的心灵史。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作家，陈白尘的心灵世界可以浓缩和折射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人性的善恶美丑，那个时代曾经有的荒诞，都于陈白尘的笔尖细细流出。
尽管备受迫害，背负“黑帮”恶名，遭遇无休止的批斗；下放干校，过着半监禁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革命群众”所领导，然陈白尘都以其诙谐笔调戏谑之。在他的笔下，尽管大家都生活在“文革”秩序下，然而人性的优点、弱点和复杂性仍然在一种变异的秩序中顽强地流溢出来，使得这个荒谬的时代也表现出了某种人性的恒定。陈白尘的清醒，正在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恒定，并于此中体验到了各种人情冷暖和人性变异，更对于自身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进行了彻骨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