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日记
这是作者在十年动乱期间下放湖北咸宁向阳湖畔文化部五七干校的那段生活实录，那些不堪回首的人和事，经过温习、筛选、抄录而成书。从个人遭遇来说，生命史最荒谬的一页翻过去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受到的锻炼和教育是珍贵的。而像陈白尘、张天翼、郭小川等一批作家难友，他们当时的身影也多少保留在这本日记中了。
张光年：《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引言：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
立意编选这本《向阳日记》——十年动乱期间下放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的那段生活实录，是受到难友陈白尘同志遗著《牛棚日记》的启发。去年七月，我在《怀念老友陈白尘》一文(见本书附录)中写道：“我曾经读过白尘的《云梦断忆》感慨丛生。这次反复披阅《牛棚日记》，一时竟感到自己重新陷入牛棚而不能自拔。……为了昔日文化部干校这一段非凡的感受，白尘同志已经奉献出两本著作。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总该做点什么吧?”
这样，去年七月起，从书角落里找出搁置二十几年的一批旧日记小本，闲来随手翻阅，用红铅笔将可选用者勾出来，可省略者勾出去。去年十一月间，用钢笔将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二年三年的选用稿正式抄写在稿纸上，今年五六月间，又将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可资选用者抄写出来。选录的都是当年日记的原文；删节处多半加上省略号；新注的短语加上括号；必要时在页末加小注，我在那十年浩劫后七年的主要经历和感受，都在这里了。需要说明的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底，我将组织关系从干校留守处转到国家出版局，我的干校日记本可以到此结束。可是“四人帮”还在台上，不久又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的妖风。“文革”还在革。“向阳”还是梦。所以《向阳日记》就顺延到一九七六年底。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日记，是从一九七O年初来到干校时写起的，那以前的日子，不可能写日记。翻阅当年的小日记本，我曾在扉页上郑重题名《向阳日志》。这是因为，一来我们的干校、我们的连队滨临向阳湖(古云梦泽的一部分)，向阳湖是我们劳动改造的主要工地。二来心有杂念(向阳之念)，妄想有朝一日，拨乌云而重见阳光!所以现在出书，书名就基本上采用了当年日记的原名，我说到干校以前不可能写日记，我想年纪大一点的读者是可以理解的。“文革”初期那几年，我们这些由老干部、老教师、老文化人(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组成的“黑帮”们，日日夜夜过的是什么日子?身受者不堪回忆。年轻人略有所闻。我此刻不愿提起。但愿给少不更事的“红卫兵”留点脸面，给“革命群众”留点脸面，也给我们自己留点脸面吧。
那年头，我处身于军宣队直接领导的中国作家协会革命组织和江青、康生主管的中央专案组的双重监管与隔离反省中。经过反复申请，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得以下放到成宁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真是不幸中之幸事。何况，初到向阳湖畔的短时间，我和陈白尘、张天翼、臧克家、冯牧、冰心(冰心稍后转移到沙洋干校)作为老弱病残受到优待，轮流看管菜地，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还不时领受村里房东和过路老乡的同情(总说是“年纪这么大了，几可怜啰!”)更何况，下放不久，就碰到干校“清査五・一六”运动，一批“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被打成反革命，这就分散了对我们这些老黑帮的压力。虽则那日益紧张、日益扩大的战斗声势，那日夜不停的追查气氛，使得我们这些老家伙不知所措。
翻阅二十多年前受难期间那些日记小本，透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那些不堪回首的人和事，经过温习、筛选、抄录而成书，对我这八十三岁老人来说，是又一次感情上的折磨和思想上的鞭打。在那样的政治气氛、恶劣天气、劳动条件，加之疾病缠身、动辄得咎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写日记，这点毅力是可贵的。干校生活的艰辛，革命群众的阿斥，比之“文革”初期，那是文明得多、优待得多了。对我来说，最最不能忍受的，是中央专案组对我于一九二九年(十五岁时候，白色恐怖下)由地下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期间一段“历史问题”的长期纠缠。既然江青对威特克夫人的著名谈话中公然点名“张光年是托派”，她所御用的专案组就得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追查、逼供和取证。既然专案组苦口婆心的教育，软硬兼施的开导，长年累月的等待，都不能得到他们必须得到的东西，那就证明你是态度恶劣、顽固不化，是花岗岩脑袋，理应受到不客气的对待。这次选编《向阳日记》时候，一碰到受专案组折磨、同专案组顶牛的记述，仍然怒火中烧。同时，也从自己的遭遇，联想到许许多多老同志们曾经受到类似的甚至更残酷的折磨，为之悲忿不已!
个人受到一些委屈磨难不可怕，怕的是全家受株连，而这是许多老干部、老党员难以避免的厄运。大动乱初期，远在乌鲁木齐市的中学教师、跟周扬从未见面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我的小妹张惠芳，因周扬“黑线”牵连，不堪凌辱而自杀身亡。稍后，我的衰老怕事的父亲，因两次抄家受惊及其他变故忧惧病倒，脑血栓发作而逝世。我的大妹张莲(延安抗大、鲁艺出身)、二妹兰光(她的剧本《最后一幕》被江青点名诬陷)两家皆被打入文艺黑线；我的老弟文华早因冤案错判在沙洋农场劳改，都不用多说了。单说原住东总布胡同的我的八口之家，剩下的六口，稍后分散到六个省市。八十老母在北京坚持；爱人黄叶绿下放到文化部天津团泊注干校(静海干校)，大儿子安戈分配到晋北代县农村插队(后转到廊坊工厂学徒)，女儿安迪分配到黑龙江萝北兵团接受再教育，小儿子安东投奔到广东阳山他舅舅处，在北江钢厂附中上学(高中毕业后回到顺义县农村插队)。“文革”后期，各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儿女们因为不能报考升学、不能加入共青团、继续受到歧视而苦恼。女儿张安迪在萝北参加了北京外语学院招生考试。老师头天称赞她考得不错，第二天安慰她：“你爸爸问题没解决，明年再考吧。”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女儿，写信到咸宁来问:“亲爱的爸爸：您的女儿长大了。您要有什么事，不要瞒着她。”做父亲的，这时该怎样答复自己心爱的女儿?若干年后，我从安迪的一个旧笔记本里，发现她当年认真抄下了她的爸爸从咸宁干校忍泪写给她的长信。信上写出了少年张光年那一段曾被诬陷的革命经历，这段经历本是这父女二人值得引以自慰的。
青少年时期，我在城镇中长大，一向缺少农业劳动锻炼。到了干校，下水田、学农活、走泥路，开头很不适应，后来获益不浅。连队同志照顾我年老体弱，以后分配我在驻地值夜班。手脚腰腿是轻松了，夜里还可以看书。可是，冬夜要对付风雨的侵袭，夏夜要对付蚊阵的围攻，又苦于白天难以安眠。长期睡眠不足，引来各种疾病。虽然如此，我还是从夜读中得到好处。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时发现过去实际上未曾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发现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独自拍案叫绝!赞赏之余，不免同以往坚持的东西，当前学习的东西对照一下。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费；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这些都是以往工作忙乱、心情慌乱时候难以领会的。
十年动乱，七年干校，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而受到的锻炼和教育是珍贵的，永志不忘的。近来我常常想，像我这样一个虽然年事较高，饱经忧患，却是学而少思，惯于认直理，凭一股热情直来直往的人，要不是经过十年浩劫那样翻天覆地死去活来的震荡，我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或许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我们五十年代许多好东西，至今想起来还令人神往；可是自己那时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警如说，我们伟大的革命机体，本来是半封建社会的对立物，同时又存在旧社会遗留的某些封建性的毒素。这些毒素、毒瘤长期被忽视，一旦扩散开来，加上林、江之流封建法西斯野心家的兴妖作怪，可以酿成十年动乱那样的滔天大祸，这是长时间难以理解的。又如，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旦染上封建性个人崇拜的麻醉剂，嗜毒成瘾，可以达到是非颠倒、敌我颠倒、人转化为非人的地步，这也是“文革”中才见识到、体验到、觉悟到的。重温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清理“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的论述，读到“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易肃清；“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未能制度化；以及“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这些警世名言，真使人有拨云雾而见阳光的顿悟感。
一切违反人民意愿、违反历史规律的事物是不能长久的。一切符合人民意愿、符合历史规律的事物是长存的。
事过境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看到我们中国人民伟大的生命力，看到同人民紧密结合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生命力，也看到我国知识分子百折不挠的强大生命力，眼前涌现出无穷的信心和希望。
从个人遭遇来说，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翻过去了，以后不再提起它。可是，那年月，向阳湖畔经常接触的一些好人是难以忘怀的。
最难忘一批作家难友，首先是陈白尘同志、张天翼同志、侯金镜同志、郭小川同志、冯牧同志、丁力同志。他们都已先后辞世。他们当时的身影，多少保留在我的简略日记中。
最难忘一批热情的校友。每每在最困难、最狼狈的时候，他们向我伸出热情的手。其中一批比较年轻的男女同志，自己也身受委屈，越到后来，理解与友谊越是深厚了。
最难忘向阳湖畔一批农民朋友及其少年子弟。他们看得起我们这些落难的读书人，从不把我们看成异类；反而腾屋子给我们，邀我们到家里烤火，教我们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可惜限于当时的处境，向他们请教的机会太少了。
我还不能忘记李季同志、严文井同志、许翰如同志、葛洛同志、林元同志以及其他几位同志，他们身受委屈而被结合为连排干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给我以照顾和方便。李季同志的早逝，特别使我痛惜!我当然不能忘记诗友克家同志。这本日记里多处留下他的身影。
我要把这本《向阳日记》作为礼物赠给身受株连而能自强不息的我的好儿女——安戈、安迪、安东。我从不曾跟他们细谈过我在那些年月的遭际。不是有意隐瞒，而是认为没有必要。我跟很多好朋友也从未细谈过。我将要把这本小书分赠各位友人，让他们知道我那时是何等的低能、低水平、低觉悟，可也有坚强向阳的毅力。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