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干校一千天》自序
（一）
这本小书的初稿完成于1989年初。本想试着在我们这边找个地方印出来。但它生不逢时，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把十年“文革”的腥风血雨凄风苦雨驱赶到了书籍市场的边缘，不再受读者和出版者青睐。于是我转而向海峡对岸寻求机会。在文坛耆宿苏雪林先生和秦贤次先生等的鼎力支持下，终于在1993年由台北海风出版社印出来。
我写这书，本意是想为不该淡忘的“文革”史提供点滴的史料，同时也是为自己和共过甘苦的人们留下一份可资回忆的文字记载。但由于出版地的局限，只有少数几本赠书到了大陆亲友们手中，它悄然出世，又悄然隐没，没留下什么脚印。
不过，却有一本偷偷溜了出来，流传到我的原工作单位，也就是原文化部“五七”干校十三连的朋友们当中，听说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这使我看到，尽管那段历史早已时过境迁，不再常驻人们的口头笔端，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从人们的头脑中心灵内熄灭、剪除，偶然飞来一星火花，还会引燃火焰。因为，人的一生中，那亲友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并不常有，更何况它是很大一批人所共有的难以驱散无法磨灭的往事回忆。
我的估计看来没有错，这可以从下面一事得到印证。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文革”、“五七”干校，仍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褪、消化。它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当仁不让地伸出了强有力的触须，一上来就以不可挡的势头牵动了攫住了千百位“老五七”的心。如同面向无声的群山发出一声暸亮的号角，一声热情的召唤，便激起了一浪复一浪同样热情的回响。
这召唤，是来自原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一一湖北省咸宁市。
1995年春，咸宁地委书记万维东等地方领导慧眼独具，看出了当地的向阳湖畔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因为在“文革”中，这里曾集中了数达6000人的中央文化大军，其中包括一大批文化界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在那里劳动生活，接受批判改造，在当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极其罕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页。他们看到，这是一座急需抢救的文化资源，亟待开采的“文化金矿”。为此，提出了一个开发“向阳湖文化村”的具体规划。有见识有魄力的咸宁人说干就干，派出了以李城外先生为首的工作组，不辞辛苦，不惜工本，两年中数度赴京，采访了分散在各单位的200多位文化名人和文化工作者，包括世纪老人、文坛祖母冰心。一石激起千层浪，咸宁人有力的召唤得到了首都文化人热烈的响应。连篇累牍的专访文章在《咸宁日报》和其他报刊上刊出，不少人亲笔写了题词和回忆文章，献出了珍藏多年的书画、摄影、诗文。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形成了近年文化界引人瞩目的一道景观。
到了1997年春天，当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召开时，7位政协委员，全都是新闻出版界的领导人，张惠卿、陈早春、姜维朴、傳璇琮、沈鹏、刘果、和穆熙，郑重推出了一个联合提案，充分肯定了咸宁地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建议文化部和湖北省领导加以重视和支持。如此众多的政协委员、中央出版部门领导人，异口同声大声疾呼支持一个小地区的举措，这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说明了这个创举在文化人当中引起的震动和反响，颇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意味。
1996年秋，李城外先生一行知道了我写过一本记述干校生活的小书《炼人学校》，特来寒舍采访，和我长谈，并对我保存的一些文字，图片、摄影作了录像。对于我这个并非名人的普通文化工作者，真有点受宠若惊。他们看重我的这本小书，我想是因为专门写咸宁“五七”干校生活的书，除了陈白尘先生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等外，还不是很多。他们要走了这本书，将它列入他们广泛搜集的向阳湖文化村的资料，这书自出版以来，像远嫁他乡的女儿，渺无音讯。这次回到了娘家，才真正感到了亲情抚慰的温暖，适得其所，它尽管微不足道，但毕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为此，我深感宽慰。
随后，更大的幸运是，它被李辉先生选入了他主编的一套丛书，获得在了大陆重印的机会。李辉说，他出这套书的用意，是“要为21世纪留下20世纪的历史”，我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为了让不曾亲历书过我们时代的风云沧桑的后世对过去有某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为了让发生过的事不至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而化为乌有，为了让不该发生的事不再重演，哪怕是一点一滴粗糙未琢但真实地纪录了时代特色的文字，也是值得保存下来的。
由于原书篇幅较小，依主编人的意思，我加写了几篇，附在后面。这几篇虽不是直接写干校生活的，但性质相近，也都是讲“文革”中发生的颇具典型性的事，悲剧，喜剧，悲喜剧。
1997年10月12日
（二)
20世纪漫长而艰难的脚步，眼看就走到了终点。对即将遁入历史的一百年进行回顾和总结的义务，已不可避免、迫在眉睫地落在我们活过了和仍活在这个世纪的人头上。曾经对千百万人打下了磨洗不掉的烙印的“文革”荒唐岁月的作品，一度被商品巨浪席卷而销匿于书市，近年又渐露头角，出现了像耄耋之年的大学者大作家如季羡林、韦君宜等呕心沥血的力作。足见那段历史仍牢牢紧扣人们的意识，没有被淡忘，也不能被淡忘。
其中，回顾“五七”干校的书也包括在内，如《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专门和全面谈到文化部“五七”干校的，则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向阳情结一一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李城外编著)。
巧的是，今年9月，恰是文化部“五七”干校诞生30周年，一个特殊意义下值得纪念的日子。30年，从一个世纪的眼光看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这就是说，现今30岁以下的人，对那段时日是毫无感知或知之甚少的。这就特别要求我们还活着的过来人，把这段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原本本、实实在在地留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让他们懂得，在我们伟大民族的躯体上，曾有过今天看来难以理解难以置信的疾患，让他们体会到，有今天的国家的强盛、社会的稳定，是何等来之不易，何等需要倍加珍惜和维护。
对我个人来说，这本书的重印，更有一层值得深深缅怀的意思。那就是，曾为《炼人学校》在台湾出版费尽心力的世纪老人苏雪林教授，已于今年4月21日以104岁的高龄辞世。她在世时，曾十分关切，希望我这本书能在大陆获得重印。虽然这一天她已不能亲眼看到，但她在天之灵定会备感欣慰和满意的。
1999年5月再识
杨静远：《咸宁干校一千天》，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