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村牛鬼
巫宁坤
一
在牛棚羁押了两年之后，1970年5月1日下午，我终于拿到一张从乌江到孙堡的长途汽车票，前往另一个村子，和家人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突然之间，我获得了自由，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自由。在解除“群众专政”的同时，也解除了临时工合同。我没有任何身份证，成了不折不扣的“非人”。为了捍卫言论自由，我赢得了挨饿的自由。下车的地方离高庄不远，我在公路上碰上怡楷，她正从大队小学领着一村回家。路上她问我是以什么身份下来的，我只能笑着说：“荒村牛鬼，老婆要养活的第四个家属。”
两年来全家人第一次大团圆。家人落难，我问心有愧。但看到三个孩子相当健康快乐，我也感到宽慰。一丁晒黑了，和村里别的小青年一样。一毛瘦一些，不过面有血色。一村笑声不断。但是我们今后怎么办呢？一家五口靠怡楷每月五十七元工资过活。我再次成为她的负担，心里很难过。却说，我没有被遣送回乡只身流亡，如今一家人同甘共苦，她感到心满意足。她还不到四十岁，已经早生华发，而且经常腰痛。她从无怨言，认为天意莫测，祸福都可坦然面对，我们的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村民们，官称“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把我看作一个怪物。美国留学生、首都的大学教授，如今靠奶们子才有碗饭吃！他们认为，要么我是无可救药，就像附近麻疯院里那些病人；要么是上面掌权的人神经错乱，就像本村那个孬子。老螃蟹听说我是不带工资下放，大失所望。他说：“老巫，我在经济上帮不了你的忙，但在政治上能帮忙。”我一听就明白他话里有话：你在经济上不给我点好处，我可就要让你在政治上吃苦头。看来我怎么也跳不出“群众专政”的罗网。我也成了“不给出路”的典型。因为我不是“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没资格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到年终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一个自由的牛鬼，可是没有在任何一个牧场吃草的自由！
一到高庄，我就听到社员抱怨，记录他们每天劳动报酬的工分表搞得乱七八糟。每个成年男女，劳动一天记十分工。生产队没有记工员，队长每天抓一个上过一、二年小学的小青年来记工，记多记少队长说了算。可是，大多数社员不识字，不知道一天辛苦下来自己到底记了几分工。社员们认为我可以当一个信得过的大公无私的记工员。老螃蟹“顺应民情”，让我每天收工前去记工。于是我又当上了生产队的“临时工”，我的报酬是每次一分工，约值人民币三、四分钱。年成好的话，一年下来我或许能挣十块钱。每天傍晚，我手持工分表，前往当天上工的田头。老螃蟹口授每个社员应得的工分，如果他认为某个小青年工作疲蹋或是和他顶嘴，就扣工分，结果就会发生争吵。他一向给自己记十分工，不管他干了或者没干什么。上工时，他常到田头分配任务，然后人就不见了。到该收工的时候，他从外面回来，经过我家，醉醺醺地喊一声：
“老巫，记工去！”
“李队长，你哪儿去啦？”我在路上问他。“哦，在孙堡饭馆子里和冯胖子，还有别的干部喝酒吃饭。要跟他们办事，就得搞好关系，这你还不懂吗？” 他总这样回答我。
等我在田埂或小道上找到一小块平地坐下，我就会问他：“李队长，你记几分工？”
“十分，还用问吗！”
“你的工种呢？”
“外交，还用问吗！”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此人真不愧为名副其实的老螃蟹。他目不识丁，粗野无赖，却毫无顾忌地滥用文字为自己效劳。他是绝对地毫无顾忌，因为作为生产队独一无二的共产党员，他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时侯，个别小青年冒失地质问，他有时啥也不干，或者花生产队的钱大吃大喝，还要记全工，这样做是否公平？他就会用他经典的论证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镇得哑口无言：“党给了我一切。解放前我家是五辈老贫农，今天翻了身，我不享福让谁享福呢？……明白吗，你这害红眼病的王八蛋？你放老实点，要不就给你套上《公安六条》！”他随身携带一份《公安六条》，早已弄得皱皱巴巴，像废纸一样了。
有时也分配给我一些别的零活，我就可多挣几个工分。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队长让我爬到村口孙家的瓦屋顶上用白漆刷“农业学大寨”五个斗大的字。在另一个政治运动中，大队宋书记下令，教我到他所在的大宋生产队，花一整天工夫，在那些较好的茅屋的土垒墙上，用白漆刷上鼓舞人心的大标语。除了学大寨之外，号召社员们“山山水水重安排，建立共产主义天堂”，如此等等。英雄气概的标语好像没有给社员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可能因为大多数人不认识这些字。我的报酬是在一个社员家里吃一顿米饭加煮白菜的免费午餐。白头发的老大爷感谢我用我的书法美化了他们各家的茅屋。他又指着贴在墙上一个显著位置的他孙子的成绩单。爷爷得意地说：“他才十岁，可比大队书记识的字还多。”我仔细一看，五门课中有三门的成绩是用红笔写的“不及格”；可是，对老人家来说，红色当然永远意味着“双喜临门”。
我也奉命在晚间参加社员不定期的政治学习。我的任务是朗读党报社论等等文件，并作一些讲解。人人都参加，因为每人可记两分工。在地里辛苦一天之后，他们正好放松一下。小青年们互相逗闹取乐，年轻妇女有的给怀里的孩子喂奶，有的忙着纳鞋底。谁也不理会我读的是什么。有一天，小黑子说：“巫大伯，你多读一点。”我吃惊地问：“黑子，你要我读什么？” 他说：“随你读什么。反正这些都不是为我们农民写的。我就是爱听你读，爱听你的调子。”听他这么说，我既高兴，又感到不安。难道我在不自觉地用我的声音破坏党的宣传吗？我会在下一轮政治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吗？尽管如此，我很高兴看到农民的头脑并不像党所设想的那么简单。
二
我们一家人进入下放生活的轨道，分工自然地随之而来。怡楷是全家的“衣食父母”，整天忙于参加每一级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性会议。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这些五级会议往往是重复的，发的学习文件也是雷同的。“无事瞎忙，遍及全国上下的瘟疫，”怡楷说。我妹妹夫妇、怡楷的哥哥姐姐、扬州的堂弟妹、其他亲友，都在从事同样的无效劳动。身为“摘帽右派”和已解雇的临时工，又无其它身份，我“因祸得福”，免于下放干部这种无谓的忙乱。我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男”，顶住本来属于家庭妇女的半边天。我当上了家庭厨师。厨房在一丁睡觉的堂屋里。他的小床靠后墙，煤球炉靠前墙，我在炉子上烧饭，水缸就在近旁。堂屋的一角有一个碗橱，是一丁用劈柴拼凑起来的。它立在两条腿上，因为小木匠材料用完了，只得用一叠土垒作第另两条腿。和一丁同室而眠的还有一只大公鸡和十来只小母鸡，牠们在堂屋的另一角一丁砌的鸡窝里过夜，面对大门，离一丁的床不过两三尺远。
除了为我们提供鸡蛋，这群小母鸡是孩子们的宠物，在家庭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给每只鸡取个名字：大黄、小黑、珍珠、雪白、等等。蛋生下来，一个孩子就用铅笔在每个上面写上日期，放在一个篮子里。邻居又教给我们怎样孵小鸡，一窝二十个。在等啊盼啊几个星期之后，看着一只只小鸡脱壳而出，孩子们真乐死了。
可惜，没过多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乐就被破坏了。首先，篮子里的鸡蛋开始在夜间不翼而飞。怡楷和我大惑不解，一天决定守夜侦察一下，故意把鸡蛋放在一个大搪瓷盆里，盖上一个盘子。没等多久，我们就惊愕地看见一只大黄鼠狼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牠跑到搪瓷盆前，一点声音也没有，先用一只前腿把盖推掉，再用两只前腿抱住一个蛋，随即就一溜烟不见了。几分钟之后，牠又回来，重演那敏捷的行动。它抱着第二个蛋溜走时，我扔过去一只鞋。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三老爹，说该死的黄鼠狼偷了我们的鸡蛋，请教他该怎么办。他听到我骂偷蛋的畜牲大为惊惶。“老巫，快别那么说！这是黄鼠大仙啊，大仙啊！你千万不能讲不敬的话。亵渎大仙会让你本人和全家倒霉。大仙赏光要你家的蛋，你应当感到荣幸啊！”我不忍心反驳这老实人，但这个荣幸我敬谢不敏。我们把鸡蛋锁在一个木盒子里。
两天以后，尖嘴猪来串门儿。他以知情人的口吻说：“巫大伯，你们丢了鸡蛋？也许我能帮你找回来，要是你给我两个大馒。”我怀疑他可能在骗我，但是两个馒头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跟着他走到三老爹屋后，看到一棵大树下面有一个大洞。我从洞口扒走一堆树叶和稻草。瞧吧！我们家的鸡蛋，每个上面都有铅笔写的日期，在洞里堆得整整齐齐！三老爹听说我侵犯了圣洁的大仙府邸，感到十分惊愕，同时也为我全家担忧。
我们的再教育从蛋又发展到鸡。每天傍晚，我们的鸡回家上窝，孩子们就站在边上，一只接一只点名清数，直到最后一只进来。有一天，他们发现少了三只鸡。孩子们想也许牠们误入了邻居家的鸡窝，就到他们家的窝里去找。可是一只鸡也没找到。我说：“黄鼠狼是偷鸡的篋贼。我猜一定又是那该死的黄鼠狼干的。”三老爹又苦口婆心地警告我说：“老巫，上次你家少了蛋，我怎么跟你说的？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这会儿你又对大仙不敬了。我真为你担心，老巫！”这时候，老螃蟹刚好路过，我就把丢鸡的事跟他讲了，心想队长也许能帮忙。他说：“不可能丢的。你养的鸡太多，数不清了。再不就是你得罪大仙啦。”孩子们丢了几个朋友，很不开心地上床睡觉了。第二天，尖嘴猪又来串门儿了。“巫大伯，你家鸡丢了，真糟糕。我要是你，就不去找。”我马上就明白他知道内情。“哦，鸡哪儿去了？又在那个洞里？”他挤挤眼，摇摇头：“哦，不是那样。要是你真想知道......”我说：“得，两个大馒。”他放低了声音，说得飞快：“这次是我姑爹老螃蟹干的。昨儿个下午，他跟猴子基文一块来我家。他对我爹和猴子讲：‘老李、老巫养鸡太多，搞资本主义。我们得想点办法。'后来他们三个一起去公房，我跟在后面。经过你家门口，我看见你在屋里看书。他们把公房的门敞开，你家的鸡就进去啄地上的稻粒子。随后他们就把门猛关上，捉了你家三只老母鸡。他们三个一人一只鸡揣在怀里，一手捂着鸡嘴，不让出声。晚上生产队全体干部在他家大吃大喝。”我问他：“还有谁在场？”他说：“还有我，没别人。我干了一条大腿，粉嫩的。不过他们不许我喝酒。”当晚，怡楷从外面开会回来，我悄悄地把故事讲给她听，她十分气愤。可是我们记得老螃蟹的绝对权威，决定还是不声张为好。
作为再教育的一部分，生产队分给我们两小块地种蔬菜。我们在一块地上种黄瓜、西红柿、韭菜、四季豆、水萝蔔，供春、夏、秋三季食用。另一块地上种白萝蔔和塌棵菜，供冬天用。为了给蔬菜地积肥，我们在屋子外面先挖一个坑，埋进一个残破的水缸，再围上一堵半截的泥巴墙，就算个露天厕所。路过的人看见里面有人可以把头掉过去。有一两次，我蹲在破缸边上，看见三老爹正朝着厕所走过来，我急忙低下脑袋，偏偏听见他客气地打招呼：“老巫，可吃啦？”从此以后，每逢怡楷或一毛解手，我就站在墙的缺口充门神。
一丁在家庭分工中是重量级的。下午放学回来，他经常从前塘挑两桶水倒进水缸，或者从邻居家借一担尿桶，从我们的破缸装上半桶粪尿肥，再到后塘掺上半桶水，去浇两片菜地。我们种的黄瓜和西红柿有一些下了小基贵的肚子，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蔬菜吃。一丁精心培育的白萝蔔和塌棵菜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也是全村人羡慕的对象。我们全家盼望着大丰收的喜悦。日子一到，全家出动，带着一把锹、一个箩筐、一根扁担。走近菜地，突然发现我们宝贵的菜园被盗空了。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菜叶和萝蔔纓，好像战场上的断肢残臂。孩子们都哭了。怡楷找到老螃蟹，告诉他我们的蔬菜被人偷光了。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家家都种菜。为什么有人要偷我们的？最后他又说：“如果有人偷，那一定是公路那边的生产队的人干的。你的菜地靠公路太近。你家的青菜和萝蔔比我见过的都好。”他的内侄尖嘴猪却知道实情，因为他并不隐瞒他多么爱吃“老巫家又香又甜的大萝蔔”那是他在姑爹家吃到的。
这些小偷小摸的行径使我们感到气恼，主要因为它们破坏了孩子们生活中的乐趣。我们从剩下的母鸡收到足够吃的鸡蛋，从邻居家买蔬菜。后来老螃蟹出乎意料地送还单人床，我们甚至感到和好了。我们向他致谢时，他抽着我们的烟说：“没问题。老李是我妹子。这是你家的床。”他走了不久，尖嘴猪光临，一进门就说：“李大妈，你家的床回来啦。你知道为什么吗？”怡楷说：“这是我家的床。你姑爹跟我们借的。”这男孩小小年纪，懂的事可不少。他咧嘴笑道：“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是因为姑爹给我表哥大水子打了一张新床。李大妈，用的是你的木料。”我们觉得难以置信。尖嘴猪接着说：“跟我来。我带你们到公房看点东西。”我们跟着他走进怡楷的旧家，看到一架新犁、一个新耙、还有一个新的斗形木制容器。“那是干什么用的？”我问他。我们的小向导回答说：“过年时候各家蒸糯米糰子用的。这些也都是用李大妈的木料做的。”怡楷恍然大悟，当初盖房子为什么老螃蟹要在他家门前施工。她沮丧地对我说“这太荒唐了！木料是公家的财产，拨给我盖房专用的。我是要负责任的。”尖嘴猪又说：“还剩下整整一根大木料。就搁在我姑爹床底下。他说大水子娶亲要打家具，这根好木料正好用得上。”
除了照例的两个馒头，我们又给了尖嘴猪一把糖果，因为我们确实赞赏他在再教育方面给我们的帮助。怡楷决定她必须向大队领导汇报一下，看他们是否能帮点忙。大队副书记听了以后似乎很愤慨。“这是国民党作风，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干的事。我们研究一下，采取必要措施。”过了一些时候，小道消息传来，说老螃蟹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了大队领导的严厉批评。但是他为自己开脱，说他没收我们多余的鸡、蔬菜、木料，是为了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大队领导再也没理会我们。
老螃蟹继续进行他声称的“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大队会议上受批评后不久，他在工间休息时在田头召开了一次“大批判”会。怡楷和我刚好路过。我们听到他提高了嗄哑的嗓门，狠批生产队里资本主义的表现：“生产队有这样的人，不下地干活，却养太多的鸡偷吃公房的粮食。有人不劳动，却靠四处写几个字得工分。寄生虫！资本家！阶级斗争！”他泄了愤，我们暗笑。
但是老螃蟹并不就此罢休。又一天，他闯进我们堂屋，在折叠桌旁坐下，随手点了一枝我们的烟。他说：“老巫，给我开个代办条。”代办条是经手人出具的购物证明，在公社，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可以代替收据或发票。我常给他写，没当回事。“前几天我在西埠买了两个大箩筐，五元一个，两个粗筛子，二元一个。没别的。替我写上我名字。”我一向替他写上他的名字，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又点了一枝烟，带着代办条走了，我也忘了这回事。后来我听说孙堡街上一间公共碯所墙上发现了一条反革命标语。公社保安人员急于破案，便要求各生产队取得可能嫌犯的笔迹。于是我给他写的代办条就被交了上去。不过，老螃蟹大失所望，因为保安人员发现我的书法和墙上的笔迹毫无相似之处。他并不死心，立即检举我在家偷听敌台广播。这次他说的倒有一点影子，因为我们确实常让一丁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节目。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大学和中学兴起了英语热，可是好的英语教师不多，公社中学尤其如此。我们觉得让一丁听听本国人的英语对话有好处。虽然这并不是犯罪行为，我们还是把音量调得极低。无奈隔墙有耳，何况是土墙。保安人员找到郭书记了解我的情况，我在安大的老上司说：“告诉你吧，老巫是省公安部门批准的全省唯一可以收听外台的人。”
为了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也养了一头猪。一头混种小白猪，属于“小而圆”品种。我们的小而圆也是一丁的室友。我在前墙脚下为牠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稻草窝，和一丁的床相距咫尺。我喂牠山芋，看着牠剥了皮以后才吃，觉得很好笑。老螃蟹一下就看出问题，他认定我养的是一头资本主义的猪，因为他本人只用山芋皮喂猪。小而圆很野，常挣脱系绳往地里跑，得由小黑子和小水子两个棒小伙子出动才能抓回来。有一天，我喂牠新出锅的山芋，牠居然咬了喂牠的手。我实在应付不了，而牠又长得很慢。老螃蟹竭力主张消灭这头资本主义的猪。他订了日子，亲自出马当屠夫，我当然要付给他屠宰费。
我从来没有见过杀猪的场面。那畜牲狂乱的奔跑、那恐怖的尖叫、一把把亮晶晶的屠刀、那致命的猛刺、喷射的鲜血、死亡前的挣扎、半裸的老螃蟹不停地咒骂“你这资本主义的猪！你这资本家！”、还有看热闹的社员们的欢快，这一切为我的再教育又上了一课。在开水里脱毛之后，资本家被分解成许多块。然后屠夫到后塘去洗净脸上、手上、臂上、身上的血。他回来饱餐了新宰的猪肉，喝了大半瓶白酒，然后趔趄着走回家去，手里提着猪肝和一大快猪肉。我们从此没再养猪。
我现在是个闲人，可以读点书了。怡楷把我的书都装在几个纸板箱里，尽管当时许多同事已经把他们的的书刊都当废纸，六分钱一斤，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因为书和书生都给贬得一文不值了。箱子一打开，我们发现有些书在前一年的洪灾中被泡坏了。另一些书被耗子咬坏了，其中有那本和我共度过牢狱之灾的《杜甫诗选》，还有我在1957年动手、后来半途而废的《巴尔姆修道院》的译稿。我有点难过，怡楷感到痛心。我转念一想：“可怜的小耗子！他们必定比我在1960年那个冬天还饿！”我们把书摊在屋前的空地上在太阳里晒一晒。有一些好奇的小青年路过，拣起我在曼彻斯特学院美术史课上用的课本、海伦加德勒的《古今美术》。他们看到梵蒂冈西斯廷教堂中的裸体人像，就吃吃地笑，互相用臂肘推来推去。第二天，老郭叫我到公社去一趟，因为老螃蟹检举我用淫秽的图画腐蚀生产队的小青年。老郭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不禁笑出声来，说检举我的人真是一只“无事生非的老螃蟹”。
三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抱怨，当我们看到贫下中农，理论上也是国家的主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专横贪婪的地方干部手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老螃蟹利用每一个新的政治口号捞到好处。“在农村挖掉资本主义根子”的运动一来，他就扛着一把大斧子挨家挨户把门前的一两棵树砍倒，因为他懒得不肯栽树，又嫉妒别家门前成荫的树。高庄本来就以树少闻名，这样一来就一棵也没有了。接着他又把运动深入到社员的鸡窝里。本来有规定每户只许养四只母鸡，但并没有认真执行。蛋和鸡是他们唯一的现款来源。一天夜晚，他手提马灯，挨家挨户，查点窝里有几只鸡。他起初坚持要每家当场把超额的鸡杀掉，后来开恩让每家交一只鸡给生产队，到市场上出售。他自己家无鸡可交，他奶们子养的几只鸡早已被他宰了下酒了。十多只鸡被他捉走卖掉，但卖得的钱并没入生产队的公款。各家都养猪，一般每年要杀一头。不管哪家杀猪，老螃蟹从不错过。他一向是杀猪后的鲜肉宴上坐首席的贵宾，他一向在酒足肉饱之后回家，手提一大块瘦猪肉，外加猪肝或里肌。在每家为每个好日子举行的每次家宴上，老螃蟹也是当仁不让的首席贵宾。农业机械化的风一刮起来，老螃蟹一早带着管钱的保管员孙基文到县城去采购，晚上才醉醺醺地带着一部手提拖拉机回来。他要我给他和基文各记十五分工，外加出差费。因为社员中没有人懂得怎样摆弄这新鲜玩意儿，七手八脚就把拖拉机搞坏了。队长又得花一整天送它去县城修理。这个过程重复了好几次，直到报废的拖拉机被扔在公房外面。对于高庄的社员们，农业机械化的代价高达数百元，包括风尘仆仆的队长可观的出差费。
生产队在后高庄开队务会议由我负责记录。年底，会计员公布各家的明细帐目。每户共得工分多少，欠生产队口粮、柴草钱多少，家里有急事从保管员借了多少现款。收支相抵，盈余户可领到应得的现金，少则数元，最多的也到不了百元。至于亏欠户，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研究各户的帐目，讨论他们提出的从公积金中给予补助的申请。老螃蟹是五个亏欠户中挂头牌的。他欠生产队一百元现款，因为他向保管员借钱有求必应。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笔欠款是否可以全部或部分勾销。大多数社员一言不发，只有几个小青年发言反对免除任何欠债。最后，大队的唐大队长代表大队党支部做总结。他首先表扬李队长一年来在生产队工作的成绩，然后对他的家庭负担过重表示同情（事实上他儿子大水子已经挣全工分）。最后，出于对一个贫农弟兄、共产党员、模范党员的阶级感情，建议给他“割尾巴”，即一笔勾销他的欠债。有权有势的大队长问道：“有谁有不同意见吗？”沉默。“那么一致通过。散会。”老螃蟹朝着我说：“老巫，在记录上写下，生产队全体社员，在唐大队长参加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给李庭海队长割尾巴。”我再次领教了他的领导艺术。
从后高庄回家的路上，我问小黑子为什么其余四个亏欠户的问题没有讨论。比如说，三老爹，他家确实困难，孬子挣不到什么工分，小蛋才六岁。“巫大伯，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你懂很多书，中国的、外国的都懂，但是你读不懂生产队生活这本活书。”黑子说，一面搀着我在黑暗中崎岖的小道上摸索往前走。“人人都知道这个会是干啥的，除了你以外。也难怪，我们是在这儿长大的。你真需要再教育，巫大伯。”
“双抢”以后又开了一次生产队全体大会。双抢是一年最辛苦的时候，一面抢收早稻，一面抢种晚稻，一天劳动连轴转。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少人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规定每年分三期征收公粮，即按早、中、晚稻先后登场时间征收。但是，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的鼓动下，号召各公社在早稻收割后将全年的公粮一次缴齐。唐大队长驾临高庄，要求社员们响应号召。
“我很高兴听到汇报，高庄今年早稻收成很好。”他圆滑地开始说。“你们干得很辛苦，双抢的确累得你直不起腰来。我在解放前给地主老财累死累活。如今，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我们都解放了。我们怎样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呢？我们怎样表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呢？你们会说，收获更好的稻，球王会体育·(中国)游戏平台的稻，按时缴公粮。好得很！但是，这样做够不够？我说，我们要更上一层楼。所有先进的大队都会用新收的早稻一次缴齐全年的公粮。我们大队党支部作出决议，让新建大队成为一个先进大队。你们是要一个先进大队？还是一个落后大队？”
“我们当然要一个先进大队！”老螃蟹毫不迟疑地大声响应。“好得很，你们有一个先进的生产队长。你们大伙儿怎么讲？说啊，大家说，我们是讲民主的。我欢迎每个人有啥说啥。”“唐大队长，我把我的心交给你。”三老爹开腔了。“你对我很了解。我是个老贫农。我热爱毛主席。可说实在的，我们米缸里没米了。这些日子我们累死啦，感谢老天爷早稻总算收好了。我斗胆问一声，我们能不能向生产队借一点，帮我们度过几天青黄不接的难关，比如说，每人借个一、二十斤？那在总数量里算不了......”
“开道，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气愤。”唐大队长声色俱厉地说。“你说你是老贫农，你又是老一辈的。这对整个生产队是多坏的影响！大队号召你们大家用你们收割的全部早稻缴公粮，而你却要留一些装进你的肚皮。这像一个老贫农讲的话吗？我们要当先进大队，你要拉我们的后腿。那正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想干的，你讲的是他们要说的话。我说，你最好做个检讨。”
“我只是一个大字不识字的老贫农。说错了，我随时可以做检讨。”三老爹说。“可我们的肚皮像我们的米缸一样空。不光是我一家，大多数人家都一样。我们一直靠借来的米下锅，为了能干双抢。我痛恨地主，你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大家都记得，地主在双抢时给我们吃的最好。为了更好地剥削我们，我知道，但是......”
老螃蟹打断了他的话。“开道，你疯啦，像你家孬子一样？你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鬼话。如果你不改邪归正，就给你套上《公安六条》，管你贫农不贫农。唐大队长，我们继续开会。我代表高庄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向大队党支部宣誓：我们保证用收割的全部早稻缴纳全年的公粮。如果我们收成不够，我就到别的队去借一些早稻，补足欠缺的数量。”“庭海，讲的太好啦，”唐大队长热烈地说。“我保证你当上大队的一名先进生产队长。”
“散会！”老螃蟹宣布。“明儿个早上开始，我们把早稻送到收购站。老巫，在记录里写上：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一致...... 哦，算了，你知道写什么的。”
第二天，老螃蟹又来我家，手里拿着几张大红纸。他满面春风地说：“老巫，明儿个县里来人调查好人好事，公社有话要做好接待工作。你马上给我写个光荣榜，表扬好人好事。”
“李队长，怎么写？表扬哪些人？”
“嘿，这有啥难的。高庄生产队光荣榜。模范共产党员、生产队长李庭海同志先进事迹。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打倒刘少奇，打倒林贼！领导全体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双抢全面胜利，一次缴纳全年公粮。艰苦朴素，公而忘私。还有什么什么的，你往上堆就是啦。我过一会儿来取。”
“下面写谁的名字？还有别的好人好事吗？”我问他。
“老巫，你真孬。当然是高庄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一致通过。我是唯一的党员，咋会还有别人呢？”
过一会儿，他来取走我写好的“光荣榜”，亲自贴在村口孙家的大屋正墙上。
除了缴公粮，农民还得为修路、浚河、抗洪等等提供无偿劳役，自带工具，自备口粮。所谓“捣乱分子”，一般是不服从队长领导或是讲怪话的青年社员，就会被罚为大队作无偿劳动。社员们从广播大喇叭里听到“某队某人今天早上向大队报到，劳动一天。自带工具和口粮”他们就在心里接受教训，记住自己在社会主义农村“主人公”地位。自然，农民也得服兵役。每年从青年社员中挑选表现好的去参军入伍，几年后活着回来可指望当上“公家的人”，在公社或者县城弄到一份有固定工资的工作。高庄的孤儿“小五保”被恩赐这个荣幸，被送上越南前线，因为他一向服从命令，埋头干活，从不顶嘴。比起其他小青年来，他还有一个优越条件：没有人会为他在远方战场上的安危揪心，如果他死在异国沙场，也没有人会为他哭泣悲伤。
我过去一直以为，只有知识分子在变幻无常的政治气候中受害。但是再教育让我明白其实不然。1971年春，王庄的队长被押解到各生产队游街示众，接受批斗，因为他说过“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面带“奸笑”。现行反革命诽谤！他被撤了队长职务，每天到大队干无偿劳动。他被押到高庄批斗，怡楷一眼就认出，老王就是一年多以前在洪水冲断的公路上帮她和村村渡过难关的好人。几个月后，发生“林彪事件”，全国又掀起轰轰烈烈的批判林贼的政治运动。
一天下午，老王满面春风走进我们的堂屋。“老巫，我来请你帮个忙，”他说。“现在人人都说林彪面有奸笑，大队书记要我交一张入党申请书。他说我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我是个睁眼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我来请你帮我写一张入党申请书。”
“没问题，老王，”我说。“不过你得给我讲讲你本人的情况，还有你为什么要入党。”
“其实没关系，老巫。得啦，就说我是贫农，我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我热爱毛主席。我痛恨奸笑的林贼。这就行啦。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我入党。”几分钟后，他离开我家，手里拿着他要求加入“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写在从一丁的笔记簿撕下的一张纸上。
小黑子的生活也在另一方面受到影响。他订娶亲的日子时，林彪发动的“三忠于”运动正在全国搞得热火朝天。“伟大领袖”最忠诚的法定接班人号召全国上下“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三个“忠”字的组合成为全国风行一时的装饰图案。小黑子准备结婚用的新床打好后，木匠在三连锁的圆环每个当中嵌进一个精雕细刻“忠”字，作为四柱卧床正上方的中心装饰，社员们都赞不绝口。没料到，婚礼还没举行，“三忠于”和它一命呜呼的倡导者一样声名狼藉了。木匠被请回来，敲掉三个臭名昭著的字，留下三个空洞，作为一个荒诞时代盲目的见证人。
哪怕是与世隔绝的麻疯院也抵挡不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三忠于”运动的高潮，鲁大夫被请到麻疯院会诊。他发现那里面身患古老的不治之症的病人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每派都宣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鲁大夫告诉我：“一派力竭声嘶地咒骂另一派是‘反革命麻疯鬼'。两派都挥舞着夹在残缺不全的手指间的小红书。我从来没见过更可悲的景象。”我说：“这地方听上去倒像今日中国的缩影。”
“三忠于”对我们家也小有影响。两个大孩子在我下来之前都已改名换姓，因为我的“巫”姓太臭了。随着当前的时尚，一丁改名“李农”，一毛改名“李忠”。林彪事件在孙堡初中向学生宣布后，一毛回家跟我说：“爸爸，我一定得改名字。”我问她是否想好了一个新名字，她悄悄说：“我考虑好了。‘忠'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半部单独发音和‘忠'字一样。下半部是‘心'字，我干脆把‘心'去掉，光用上半部。你说呢？”我觉得很好玩，就说：“妙极了！你现在是无心的李中！”我女儿不喜欢我的小玩笑，噘着嘴走开了，但是并没再改名字。我们下放结束回城之后，她又恢复了我当年关押在半步桥劳动教养所时给她取的名字。
四
农村生活中另一种灾难是疾病。由于社员们既无空又无钱，他们从来不上公社卫生院看病，除非病得不行。疟疾一发，病人就服几粒奎宁，躺在床上，盖上大棉被，捂出一身大汗。寒热一退，病人马上下地干活。邻居们发现怡楷的急救箱里有一些对付常见病的成药，如果患腹泻或痢疾就来要肠胃消炎片，头疼感冒就要复方阿司匹灵，眼睛发炎就要氯霉素眼药水。
小黑子一头浓密的乌緑当中是一片难看的秃顶，那是因为小时候害过毛囊癣。小水子的妈“乔老伯”是一个唠叨但心肠好的老大娘，她患血丝虫病多年，两条腿肿得难看，社员们叫做“橡皮腿”。多年前刚得病时，她只晓得一个土方子，就是让小男孩往病腿上撒尿。多年后才得到确诊，为时已经太晚了。虽说她爱和我开玩笑，我从来不忍心问她是否还难受。她整天有说有笑，你再也想不到她先后嫁过三个男人，生过十一个孩子，死了十个。她跟这第三个丈夫生的小水子是唯一活下来的。我看着她百般溺爱这羞涩的壮小伙子，真是感动。但若是她急于要他从地里回家干活，她就会把嗓门儿提得高高的喊道：“小水子，你这个挡炮子的，你这个活不到十六的，你给我回家来，快快......”我就会逗她：“小水子妈，他已经十七啦。你说的不是真心话。不灵的！要是他活不到十六，谁给我家缸里挑水？我到后塘洗澡，谁给保驾不让我淹死？谁天天晚上在笛子上吹那些让我听了落泪的曲子？”她就会笑得前仰后合，责怪我“取笑一个可怜的老贫农”，紧接着就要把小水子送给我做乾儿子。
紧邻孙奶奶大不一样。她老人家从早忙到晚，喂牛、给全家烧饭、照顾两个很小的孙男孙女。她不分冬夏，不论晴雨，总光着脚跑来跑去，披散的白发盖在满布皱纹的蜡黄的脸上。其实她腾不出多少时间管孩子，小孙子就由四岁的孙女小兔子看管。一毛常去和小兔子玩。一天中午，一毛从学校回家吃午饭，听说小兔子发烧躺在床上，她就带着一块小硬糖，钻进他们家黑漆漆的堂屋去看她。片刻之后，她冲出来，惊惶地大喊：“快点儿来，孙奶奶，孙奶奶！我推小兔子，她不动啦！”奶奶赶忙进屋，过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怀里抱着死孩子。她又哭又号：“我可怜、可怜的小兔子啊！”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号，直到孩子的父母从地里赶了回来。孩子的爹、基升下自己的屋门，钉了一个薄皮材，当天下午就把孩子埋掉了。他们没费神去了解孩子是怎么死的。
病痛自然也有我们的一份。怡楷是全家第一个病倒的，也是唯一享有公费医疗的。三个孩子轮流发高烧。背一村或一毛去孙堡看病是我的事。一丁病得走不动时，村里的一个小青年就背他去。尽管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们常常查不出孩子们生的什么病，他们竭尽全力使体温恢复正常，让他们继续上学。有一次，一丁病得没力气从病房走到户外的厕所，鲁大夫二话没说就把他背过去。
一到夏天，高庄蚊虫成灾，传播疟疾。周期性的疟疾害得我骨瘦如柴。到高庄后的第二个夏天，一天下午我发起高烧来，开始说胡话。怡楷冒着大雨去孙堡把鲁大夫请来。她不在家的工夫，我们的茅屋给雨水淹了，雨是从关不严的门和前一年雨季起就漏雨的屋顶进来的。我躲在屋子唯一无雨的角落里一毛的小床上。淋成落汤鸡的大夫忙不迭地搭起一个临时装置，挂上盐水瓶给我进行滴注。紧接着他又去帮怡揩用洗脸盆把泥浆水戽出去。雨停了一小时后，泥浆水也戽完了，两名公社干部从门口探头探脑，喊道：“老李，我们到各生产队跑跑，看下放干部在这场大雨中是否需要帮助。有什么......”怡楷回答说：“感谢你们的关心。如果早两个钟头来，你们也许能帮点忙的。不过还是感谢你们。”
不过，当然喽，我们有鲁大夫。下放后不久，我第一次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他接待我时彬彬有礼，让我这个“贱民”感到受宠若惊。他给我开了些保肝的药，问我公费医疗证的号码，我说我没有。“巫老师，你是说忘了吗？”我说：“不是，我就是没有。我不是下放干部。我是李怡楷的家属。”他觉得难以置信，小声自言自语道：“这怎么可能呢？”他很快就了解到我的处境，从此以后对我们格外关照。
鲁大夫刚三十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他的妻子是社员，带着三男一女住在附近一个生产队。他出身贫寒，上过两年小学，但从小爱读书，从一个邻居学中医，又从医学书刊上学到西医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作为卫生院的骨干，他经常一上午做两个手术，下午又穿着草鞋到一个僻远的村子去接生。在许多社员的心目中，他是救命恩人。可是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局限性，兢兢业业争取更上一层楼。晚间没有出门急诊的任务时，他不顾院长的警告，常带着一本初级英语读物来这个“政治麻疯病人”家串门儿。在暗淡的灯光下，他花一个又一个小时，在我们的帮助下，探索一门外国语的奥秘。他梦想有一天能看懂英文的医学文献。他也梦想他的孩子们有机会受到球王会体育·(中国)游戏平台更好的教育。为了弥补他在普通教育方面的缺陷，他贪婪地阅读任何他能找到的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和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他相信，一个医生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医疗技术，而且要有一颗仁医之心。而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助于孕育对人和生命的爱心”。和紫禁城里那些大御医相比，鲁大夫高尚多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没有任何专制政权可指望腐蚀或压垮的品质。我有机会来接受这位农民医生的再教育，可说是三生有幸，不得不归功于那居心要置我于死地的**。鲁大夫不仅帮我恢复健康，而且帮我巩固对生活的信念。
鲁大夫是在我们亲友星散时的患难之交。和我们保持正常书信来往的只有我妹妹一家和怡楷在天津的亲人。我妹夫原来在鞍山钢铁公司任高级工程师，在“清队运动”中几乎被造反派工人打瞎，幸存后一家五口下放辽宁盖县农村。怡楷的三位哥哥在饱经凌辱之后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当时人人自危，虽亲友之间也常音问断绝，生怕来往信件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被查抄，当作反革命言论的罪证。我身为“贱民”，自然更无人问津了。1973年岁末，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使我感到惊喜交集。1958年被划入另册之后，我就和他失去联系，转眼十五年了。他用那举世无双的章草密密麻麻写了六张八行书，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老师从查良铮处得知我的景况，语重心长勉励我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自己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我把他的信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那当年令我心醉神迷、透明烛照的声音又在我们风雨飘摇的茅屋中回荡，“字字化为金”，连十岁的小一村都听哭了。从此以后，他就知道有个“沈伯伯”，几年之后回到城里就一本一本读起他的书来了。
